近10年来，受油价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、债务危机的巨大影响，世界经济的增长起伏不定，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世界经济的复苏历经波折。全球政、学两界无不殚精竭虑，苦寻良方。杰里米·里夫金提出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模式或对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　　在《第三次工业革命——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》一书中，杰里米·里夫金提出了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模式，即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。支撑这一模式的是五个支柱：一是向可再生能源转型；二是能源的分散式生产，即将各大洲的每一座建筑变成微型发电厂，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；三是能源储存，即在每一座建筑中使用氢和其他技术，以存储能源；四是能源的分配，即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，其工作原理类似互联网；五是交通方式的零排放，即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及燃料电池动力车，这种电动车所需电能可以通过洲与洲之间共享的电网进行买卖。
　　杰里米·里夫金认为，首先，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，这一模式将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，从而避免人类文明的消失。其次，由于每个洲每个家庭都可以生产、使用新的能源，从而能源的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，将影响人们做生意、管理社会、教育子女和生活的方式。最后，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将深刻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，这是因为传统的、等级化的经济与政治权力是金字塔式由上到下组织起来的，而即将到来的是一种合作性的扁平化权力，由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而产生，将重构人类乃至国家间的关系。
　　在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下，杰里米·里夫金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模式在欧洲某些地区已率先进行“试点”，并取得了一些成绩。
　　2012年4月，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发表了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。文章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革命，关注点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、新材料的应用。首先，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展开，制造业正向数字化发展；其次，随着直接从事制造业人数的减少，劳动力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比例将降低，这会使制造商将部分制造业迁回发达国家；最后，政府应该做好公共产品的提供，比如提高学校教育质量，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，等等。
　　可以看出，两者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论有诸多相同之处。比如，均强调新技术的重要性、高素质劳动力培养的重要性和工业生产的个体化、小型化。当然，杰里米·里夫金更重视可再生能源。在目前阶段，对于工业制造业来说，能源仍具有重要意义。
　　中国要崛起，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　　第一，着力教育体制改革，培养、激励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。创新型人才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财富，是中国崛起的战略性保障。从某种程度上，甚至可以说，没有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群体性的崛起，中国的崛起将是个伪命题。就目前来讲，改革教育体制是当务之急。
　　第二，加快对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。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模式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诸如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日益减少的问题。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社会、经济要发展，能源问题难以绕过去。要稳增长，促发展，解决能源问题是又一当务之急。在国内勘测储量未见明显增长、中东产油国政局动荡、南海局势不稳的情况下，需要加快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。
　　第三，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的小型化与分散化。生产的小型化、分散化是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一大特征。在这一点上，政府应鼓励民众积极参与，因为民众是这一进程参与的主体。另外，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，政府要积极转换思维，处理好大中型国有企业与大量小微型企业的关系，采取重点扶持与淘汰落后相结合的方式，优化大中小型企业的地理布局和产业布局。
　　积极融入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。面对即将到来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，中国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再次错过。中国已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，结果就是百余年的落后、蒙受百余年的被欺侮。本着对当代人和下一代人负责的态度，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其中。
　　正如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、外交学院教授江瑞平对《第三次工业革命》一书的推荐语所说，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模式“很有可能化解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困境，甚至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。在中国政府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背景下，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无疑具有更重要的启示意义。”如能切实抓住这一机会，中国的崛起无疑将具备更深厚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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